从日本看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衰退，提高生产率办法之一是人口迁移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结构变化是经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长变量。自2022年以来，随着我国人口总量负增长和老龄化率占比提升，人口变化带来的多维度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持续成为业内讨论焦点。

“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说，普遍的市场观点认为，当今的中国有点像当时的日本，只不过有一个15~20年的时差，情形非常相似。”9月24日，在2023外滩金融峰会上，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表示，之所以很多人没有预料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金融危机、陷入萧条，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重要且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需要吸取教训的前车之鉴。

在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看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特点有着中国特色，面临较为迫切的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压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也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示，要关注我国人口“新常态”赋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内容，学习国际经验，做好应对准备。

从日本看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

“有些迹象表明，最近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当时在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有些相似。”白川方明提到，在将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对比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被认为与日本非常相似，但有一个15~20年的时差。

要避免步日本当年的后尘，就要弄清楚，当时是什么造成了日本经济增速放缓。

对此，白川方明提到三大因素：一是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严重打击；二是劳动人口减少，虽然当时日本的GDP增速在七国集团中处于最低水平，但工作人口人均GDP增速可能远高于美国；三是资源分配问题，不恰当的安排使得就业人口分布产生一些问题，从而抑制了资源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而复盘整个过程，这三大因素都与人口结构变化关系密切，而且是相互影响的。白川方明回忆称，当时资产泡沫的破灭，对经济的影响立杆见影，其中就包括人口红利消失，后者反过来进一步掣肘经济发展。“随着工作年龄的人口减少，大家不再需要购买住房，这样会影响房地产的价格，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造成了一种负担。”他说。

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白川方明认为，从日本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当年日本人口老龄化不是特别快，但是由于出生率较低，人口本身在下降、缩水。“当时日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前车之鉴。”他提示说，这对于接下来10年的中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第二，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会间接引起通胀，这在日本同样有前车之鉴。“日本当时的情景是，人口缩水加上快速老龄化，导致人们对于未来人口增长的预期下降，从而影响了投资需求。但是当下现有的供应能力取决于当时的人口结构，这一供需关系会对价格产生影响。”白川方明指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需求，价格就上不去。

他提示：“这样的机制当年在日本已经产生了，在接下来几十年的中国也许会重演这样的机制和重现这样的格局。”

第三，资源分配问题带来的生产率低迷。“这是对我来说最痛心疾首、最沮丧的一点。”白川方明表示，这其中有一个相对关系，即一方面是人口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产率增长，二者之间相互关联。

他进一步解释称：“比如老龄化的社会中，如果年长者的数量超过了年轻人的数量，这样的社会需要通过政府投资拉动财政转移才行，日本以前就是这样。换言之，政府的投资生产效率比较低，决定了潜在生产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比较低。”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分配资源？白川方明直言：“很难”。一方面需要维护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而老龄化本身已经影响了经济的生产效率。

这些问题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将要面对的。白川方明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经济和未来信心满满，很少有人提前意识到，日本会有这样的金融危机，陷入萧条。“因为他们当时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指出。

人口“新常态”给中国带来需求、供给双冲击

聚焦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查尔斯·古德哈特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在某些方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

比如，最近10年中，中国人口中男性数量超过了女性，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男女比例比较对称。

又比如，中国人口中老年人更多、年轻人更少。“尽管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比例在同时期好像前者有所上升，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桶形’结构，并不像中国是‘头重脚轻’的结构。”查尔斯·古德哈特说，去年，中国人口第一次减少，接下来30年可能会进一步缩水。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在2021年见顶、老龄化超过14%，蔡昉也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示，中国人口“新常态”赋予了经济“新常态”新的内容，需要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包括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冲击。

一方面，供给侧体现为劳动力人口短缺、生产率趋于下降、人力成本提升，随之影响城市化率的空间、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而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消费，在需求侧形成新掣肘，且制约更为明显。

从国际经验来看，老龄化带来消费疲弱和存款增加，已经成为一种规律。蔡昉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指出，一方面，从横向来看，在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达到14%以后，整个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储蓄率会增加，储蓄人群将变成“存款阶层”。

在我国，疫情的“疤痕效应”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加剧了这一影响。蔡昉指出，疫情之前，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还是非常大的，且贡献比例在不断上升。但最近几年，在出口动力受到很大影响、投资拉动力减弱的同时，“消费的拉动力已经非常疲弱”。

“在未来，整个抚养比也会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年轻人要支持老年人的支出比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从整个消费大的局面来看，我们的任务也会越来越艰巨。”蔡昉说。

查尔斯·古德哈特也指出，中国接下来面临的是抚养比关系越来越紧张，而私人部门较高的储蓄水平也反映了对养老保障的担忧，中国的社会体系必须要改变才行，要更好地给予老年人口保障。

如何应对？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前车之鉴能指引未来，对于中国潜在的问题，如果能在从高增长向相对缓和增长转型的过程中，吸取日本的前车之鉴，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白川方明说。蔡昉也表示，“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国际经验，做好应对准备。”

回顾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白川方明反思称：“当时，日本央行是否果断迅速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给那些面临麻烦的银行重新注资、重新资本化？尽管这些在当时看起来‘不得民心’，但其他的国家也用了。日本过了8年之后才做了该做的事情。”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要的是国家迅速达成一致，出台干预措施。”他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认识到人口变化的重要性，调整经济战略和社会结构。尽管在人口减少方面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万能解决方案，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政策调整来应对。

一方面，通过养老金的制度改革，让整个养老金体系更加可持续发展，避免财政赤字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对此，白川方明从科技运用、人口迁移、优化生育环境等方面给出建议。

第一，可以通过更好地运用科技成果，包括利用无人驾驶等先进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考虑到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态度比其他国家更加开放，白川方明认为，中国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第二，人口迁移（比如城镇化）是提高生产率的另一个方法。“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有发展的余地。比如，农村迁到城市的人口，如果让他们更容易上户口，可能会有更大的增长动力，”白川方明表示，“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埋下的种子，现在开出了花朵，收获了果实。”

第三，重视抚养子女等社会成本问题，并根据自己国家特点营造好的生育环境。“这样可能也是改善劳动力供应的一个方法，但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进行考量。”白川方明强调。

查尔斯·古德哈特给出的建议则是：“如果说老年人身体还健康的话，可以给他们继续工作的机会。对于身体有疾病、不适合工作的这部分群体，特别是失能老人，要给他们提供救助。”

提及中国当前的低通胀水平，白川方明表示，这是除人口结构外值得担忧的一点。“吓人的通缩不会发生，前提就是你要采取成功的措施，避免通缩需要防止金融系统的坍塌，”白川方明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解铃还需系铃人，主要是看整个社会和政府，有没有一个快速行动的意愿，不仅仅是能力而已。中国在这方面既有意愿也有能力。”

具体到宏观政策，白川方明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应该错误地让经济疲软（衰退）成为一个长期疲软，要区分长期和短期的疲软，不要混淆。”

“在过去20多年，很多海外经济学家都说日本的低增长是由于通缩造成的，解决方案就是货币宽松，”白川方明认为，货币宽松并不能应对短期的经济疲软，“但不可避免的，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经济效率降低，也会影响到长期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