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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明年“三农”工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锤子财富2023-12-21 22:32:170
专家表示,今年底连续两次在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利益补偿机制”,表明了要进行更明确更到位的改革试点的决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当前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心。

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明年“三农”工作定调。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提高工作实效。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近几年,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重点部署乡村振兴工作,但侧重点有所差异,从巩固粮食安全到提高工作实效,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加大乡村投资建设力度将成为题中之义。

探索粮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2023年,我国克服自然灾害等多重不利影响,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总产量达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受到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粮食进出口限制等不利影响,去年我国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浮,但此情况在今年明显好转。

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食品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幅为近十年较低水平。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当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输入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因素叠加影响,猪肉、蔬菜等价格去年基数较高、今年高位回落。

对消费端而言,粮食价格回落通常是好事,这意味着购买力更强了。而从供应端来看,只有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才能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保障农民的合理收入更需政策支持。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表述,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12月11日到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和主销区呈明显的错位分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合计54171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7.9%;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合计2987.4万吨,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需要大量调入粮食来满足稳定供给。

李国祥说,“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核心是根据各省的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建立粮食调入省对粮食调出省进行利益补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平衡。

李国祥告诉记者,之所以提出这个补偿机制,根源在于粮食产业与其他特色产业存在明显的收益差距。不仅粮食生产的产值低、投资周期长,而且产后加工业也属利润率相对较低的行业。这导致种粮地区的农民亩均收益低,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少,将大量的水土资源、劳动力资源投入粮食生产,缺乏多余资金投向工业化及城镇化建设,长期以往就形成了“粮丰县穷”的尴尬境地。

该现象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11月21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对主产省和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不能让生产粮食越多者越吃亏,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该方案提出,要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引领,健全完善产粮大县以县城为核心、辐射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2000年以来,多个部委也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一方面加大对种粮农民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支持,但是效果总是不太理想。今年底,连续两次在高级别会议上重申‘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利益补偿机制’,表明了要进行更明确更到位的改革试点的决心。它的核心是根据各省的粮食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差距,建立粮食调入省对粮食调出省进行利益补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平衡。”李国祥称。

优化村庄布局和产业结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喻新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总体来看,根据区域发展水平、城市吸纳能力、个人能力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近年来农村人口正在分不同层级向县城、省会、特大城市等流动。留在乡村的人少了,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的特征。“以前我们每个村子都有小学,但是现在农村的入学适龄儿童数量也在锐减,不少学校难以为继。”

喻新安认为,这虽然让人在情感上感慨,但也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乡村全面振兴不代表所有的乡村都要振兴投资,而是选择那些有人、有客观需求、有发展潜力的地方重点振兴投资。以河南为例,目前河南的“十四五”规划只到镇一级,没有精细到村一级的规划,这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因为未来很多村子将会自然消亡,而个别条件好的村将集中力量重点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包含五大方面: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牛凤瑞对第一财经表示,选择恰当的产业,关系到乡村振兴能否从产业振兴开始健康发展起来。“城乡之间因人口、资源等差异,先天就存在产业分工的区别。发展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城市显然更有优势。而农村的产业振兴应该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由此延伸到农产品的就地加工等产业,毕竟把农产品运输到城市里再加工,成本就太高了。”

“现在我们在发展乡村经济时,经常陷入的一个误区是:就农村论农村,而忽视了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牛凤瑞认为,各地应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规划居民点、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等路线,让城乡协调优势互补,而不是各干各的。

“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发达地区,那里能够做到‘村村有城市、镇镇有小农村’,是较为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不过,背后也存在商贸传统氛围强、距离中心城市近等先天优势,广大中西部地区要想发展好乡村经济,还是要先转变自给自足的逻辑,从中找到自己的方法。”牛凤瑞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千万工程”,即“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2003年浙江在全省启动的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也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李国祥认为,强调“千万工程”的理念,就是在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这不是要求全国都将浙江的乡村振兴模式作为“图纸”来施工,而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依据地方自身的禀赋、优势和特征进行精准施策,不搞大水漫灌,而是要“干一件成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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