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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大教授陈平原:大学必须重新关注“教书育人”

锤子财富2024-03-28 01:18:020
我们能做的,只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

2024年初,一所山东的普通大学——鲁东大学文学院1801班师生撰写的《班史》引发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世人在庆贺北大、清华等名校高歌猛进的同时,最好也能关切一下那些 ‘双非’ ‘二本’高校的艰难处境。经费短缺是一大缺憾,更要命的,还是社会偏见与就业歧视,由此导致了让无数教育界人士扼腕的 ‘一考定终身’ 。这不是一个好局面,但暂时找不到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更合适的制度设计;我们能做的,只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此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三十多年大学教育的“跨界”研究经验。在近日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中,共有5卷、9本著作与“大学教育”相关,包括 “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1998年)、《大学何为》(2006年)、《大学有精神》(2009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年)、《大学新语》(2016年)〕,以及《文学如何教育》《花开叶落中文系》《怀想中大》《大学小言》。

在《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介绍称,自201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以来,近十年间,陈平原教授积极参加社会调研,不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他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关注,兼及中国大学的精神与制度、理想与现实。借助中央文史馆这一平台,他开展大学调研,撰写教育建议。

“陈平原教授谈中国高等教育,不只是关注金字塔尖的一两所大学,他更关注地方大学、中西部大学、非211大学。在2015年就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初,他就多次提议扩展211工程,用增量的办法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冯远说。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就当代大学教育相关话题专访了陈平原教授。

“大学”是什么,能做什么

第一财经:作为中文系文学教授,你对大学教育有三十多年的“跨界”研究经验。关于当代大学教育,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平原:这个学期我在北大主持一门课程,即大学研究。这门课程我讲得比较多,同时,我还邀请了中文系和教育学院的几位教师合作,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以前我开过类似的课程,但主要针对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是第一次面向全校开课,而且是6个教授联合开这门课。我希望长期开下去。

为什么这么做?理由是,在大学里,不仅是学专业知识,而且必须对传授知识的这个大学,包括它的制度和文化有所了解。

希望我们的大学研究兼及历史和现实——不只是讲大学史,也讲当下中国大学的得失利弊。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此外,不仅讲中国大学,还讲国外的;不仅讲当代大学,而且讲古代教育史。我们的主要思路就是,把人文和社科结合在一起。

我们今天谈教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专家更多的是做对策研究、申请课题、解决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人文学者会带有较宏大的视野和文化关怀,可能会比较“虚”,不像社会科学学者画一堆数据图表。因为这两者各有其长处,我才会说,请记得今天的教育,必须重新回到兼及人文和社科。

今天各大学的教育学院,基本都在社会科学部或者教育学部。他们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申请课题、使用经费、做社会调查等,都是社会科学部的。相对来说,文史哲、艺术、考古等专业学者谈教育,会有他们的局限性。

比如我,虽然出了那么多书,但绝大部分的文章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只有偶尔几篇刊发在教育类的专业学报。一般来说,我是希望面对公众讨论大学教育话题,而不是具体的,比如教育制度、行政管理、教育经济等。

因此,我的“跨界”研究想促成的就是人文和社科的重新融合,共同讨论教育问题。我们的课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师、学生也会来听。因为他们想了解人文学者(怎么思考大学问题)。

其实,在社会公众层面,人文学者的声音比教育专家的声音还大。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教育专家是专业做教育的,对策方面他们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第一财经:就是人文学者和教育专家对“教育对策”的影响有点割裂,对吗?

陈平原:对。现在我们希望重新把两者整合在一起。大学必须做这个事情。

第一财经:你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些什么。那么,在“名校”情结越来越重的当下,你认为“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

陈平原:首先,中国名校在最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上规模、上档次、上排名”,即整个发展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硬件越来越好,在国际排名上已经相当可观。这是20年前的我没办法看见的,40年前更是不可能看见的。这与整个经济发展相关,同时整个蛋糕更多地切给名校。

其次,名校的突飞猛进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一方面导致名校崇拜;另一方面是“双非大学”(指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生和老师们的困境。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比我们读书的时候要严重得多。一些是历史的原因,有一些是地方经济的困境。这个只能靠调整来逐渐弥补。

名校或者非名校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看科研产出,例如论文、专利、获奖等,即看重的是科技、人文的学术成果。

但是,学校更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培养人。相对来说,名校崇拜和向名校倾斜的政策中,培养人的因素相对忽略了。 “双非大学”的学生做得很好,但是出路、就业会有问题。今天很多单位录取的时候特别看重第一学历,研究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接下来要看本科是哪个学校的。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假如你是企业主管, 招聘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资料让你了解求职者,只能靠毕业学校来判断。这跟就业环境有直接关系。

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回到“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名校崇拜会导致畸形的科研产出,相对忽略了大学培养人的功能。现在名牌大学里学生们的健康成长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越是好的大学,内卷压力越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不好,读书读得很不愉快。今天的学生们真的是很苦。他们经常告诉我,私下里会哭。连北大的学生都会这么卷、这么苦,可以想象很多大学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压力传递的链条。学校希望赶快产出成果,于是不断强调、不断奖励,希望你在大学、在研究生、在博士阶段,在年轻教师阶段,赶快出成果。因为这对大学排名有用。这样,压力一步步传递的结果就是,大学阶段呈现非常苦闷或者是没有光彩的人生状态。人的精神发展会受到挫伤。

今天的大学必须重新关注人,重新关注教书育人。从前,教书育人很容易被认为是中小学的功能,其实大学也必须有这个功能。让年轻人更健康、幸福、完美地念完大学。在大学阶段,不要有“不必要的、过度的压力”。

谈“大学是什么、有什么、做些什么”,还必须考虑一个“很大的话题”(以后有时间必须重新谈),即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怎么办。

面对新技术,整个教育观念、培养方案都该发生变化,要做大规模的调整。在这个变化中,更强调培养人,强调心智的完善、精神的健康,以及我说的幸福阅读。因为,很多以前我们觉得了不起的知识,已经不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认真学习了。我们这种苦读出来的培训模式,学习规模、评判学生的标准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更应该好好讨论。

第一财经:人的培养跟我自己获取的知识没有必然联系吗?

陈平原:有联系。不过,我的意思是,今天学校很多知识,其实需要减少。学术知识的发展越来越广泛,给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但现在接触的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你们背的好多东西,可能以后就不必要了。很多东西现在还无法想象,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这些话题会越来越提上台面。我曾经说过,未来“无所事事”可能将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总之,人的精神和心理的问题,这些没办法完全靠技术解决的问题,反而是教育应当承担的重要话题。

名校与“双非”大学

第一财经: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接轨说”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流话题。彼时,陈老师转而呼吁:“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近两年陈老师提出“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这两者是否有相通的思考?

陈平原:这其实是两个话题。前者是主动纠偏。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全面向美国的教育学习,出现一些偏向。当时强调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是一个主动纠偏。

后面这个话题——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被动调整。首先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外部世界变了。现在到美国去留学的学生很难申请奖学金,很多专业也有限制。

因此,我提出,摆脱名牌大学的崇拜。所谓头部大学或者说一流大学,某种意义是排名出来的,排名看的是综合实力。我会强调向更多有前景的、具体专业做得好的非头部大学学习。此外,就是中国大学内部的调整。

第一财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民办高等教育学校762所(本科层次院校412所、专科层次35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民办高校在校生近900万人,占全国本专科院校在校生的比例为四分之一。陈老师曾写过《民办大学的崛起》,当年这一组数据还是:民办大学239所,其中专科层次214所,本科层次25所。近20年,民办大学发展得如何?民办大学对中国的大学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状态有了什么改变吗?

陈平原:民办大学占比达到1/4,当初也差不多。这个很值得关注。民办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早年叫独立学院。所谓独立学院,就是名牌大学里面借用民间资金,创办的学院。这类学院挂在名牌大学下面,但其实是民间资金,董事会经营。十多年前,开始要求独立学院转制,或者转为公立,或者完全单独成立大学。比如,中山大学里面有两个学院:南方学院和新华学院。南方学院几年前改为广州南方学院:新华学院也改为广州新华学院。

这些转制的学院,最近十几年对大学教育很重要,值得期待。但学院转制以后到底如何发展,仍待深入研究,也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如果这些转制的学院往前发展,会调整整个中国大学的结构。

民办大学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起点应该比较高。我走访过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还有一些我没走访过,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这些学校收学费很高,硬件很好。这些也很值得期待。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对中国现有的大学体制还构不成挑战。

当初我的想象中,民办大学不仅要生存,而且对现有的大学体制会形成一种挑战,但暂时还没有实现,有点遗憾。

第一财经:十多年前,陈老师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一文中套用学者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句式,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之后又在《作为大学精魂的诗歌》一文中称,在大楼、大师、经费、奖项之外,大学应该还得加上诗歌。这种“精魂”适用于所有大学吗?

陈平原:大学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按学术水平分,有“985”“211”“双一流”和“双非”等;还有部属和地方划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类,就是职业技术大学和普通型大学。职业技术大学的培养对象以及研究,更强调实用,与那些探索知识、比较玄虚的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不一样。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求所有的大学有清晰的定位,即职业技术大学与综合大学各自走不同的路。这个定位是明确的。

但因为一些标准,比如博士点建设,还是会影响到不少大学,大家会游移,会争这些。

说到大学的境界、大学的精魂是诗歌,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大学会有不同的定位。但另一方面,不管是哪一类大学,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大学必须回到教书育人。从这个角度说,“大学的境界、大学的精魂”照样是成立的。并且,越是职业型的大学,越是应该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不仅是追求科技成果。

第一财经:有名师才容易有这种大学精神吗?

陈平原:从理论上讲,不见得特别有名的学者就能在这方面做得好。鲁东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我写了一篇序。题目就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我说, 受评价体系的牵引,方今名扬天下的巨型大学里,“文史哲”不再是关键学科。反而是在类似鲁东大学文学院这样的大学,文风鼎盛,不轻易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或项目制压垮,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不怎么受制于科研经费,故顶尖名校与普通高校的差距并非天差地别,只要师生肯用心用力,“双非”“二本”同样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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