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抑制通胀过程中是否有“搭便车”行为

著名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1965年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书中提出搭便车行为，即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不付成本（少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各国经济一体化加深，通货膨胀越来越具有世界“公共品”性质，是否出现过个别国家搭便车行为呢？

许多研究发现，1996年以来，全球冲击是商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11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波动率迅速下降，而通货膨胀波动率比经济增长波动率还小，这说明出现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全球因素”，即“全球经济周期”。

G10国家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所有国家选择2%所谓最优通货膨胀目标。但一些国家选择通货膨胀目标达成期限是一年内，一些国家选择中期，一些国家选择长期（一般认为是预测区间3年）。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迅速提高。2008年高收入国家CPI4.6%，经合组织4.1%，各国通货膨胀不同程度上升都超过本国通货膨胀目标范围，因此各国央行采取紧缩性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各国政策差异较大。

2007年次贷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11个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波动差异增大。一些研究发现，因为全球食品能源价格波动、全球冲击、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一致的货币政策，本轮通货膨胀“全球化”程度最高。因为降低通货膨胀一定程度需要全球一致的紧缩性宏观政策，而紧缩货币政策如加息一定程度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了所谓的牺牲率，即GDP损失的累积百分比与实际获得的通货膨胀的降低量之间的比率。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暴发，2022年高收入国家通货膨胀率提高到7.5%，经合组织8.2%，抑制通货膨胀又成为各国一致的政策选择。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各国措手不及，小型经济体通货膨胀上升最早。加拿大通货膨胀率2021年3月突破上限达到3.39%，而美国2021年4月达到4.16%，英国8月达到3.22%，欧元区9月的HICP突破2%达到3.36%。与次贷危机期间先发制人加息不同，由于认识到本次通货膨胀是“供给”造成，因此各国按照教科书不加息，但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使得各国加息姗姗来迟。英国是第一个加息的国家，2021年12月第一次加息（此时通货膨胀5.4%）。加拿大和美国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加拿大通货膨胀6.66%，美国8.54%），欧央行直到2022年7月才开始加息（通货膨胀8.87%）。迟到的加息是因为“供给侧”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暂时性”呢还是担心存在加息套利？

2024年3月瑞士央行降息，当时通货膨胀1.04%，处在目标范围。5月瑞典降息，当时通货膨胀率3.74%高于目标范围，6月欧元区和加拿大降息。此轮通货膨胀最大经济体美联储9月才开始降息。

针对本轮通货膨胀，各国货币政策决策者放弃了“远期指导”，决策框架大体是“数据依赖”和“逐次会议决定”，评估“即时数据、变化前景、风险平衡”。显然，风险平衡既包括平衡通货膨胀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之间的替代关系，也包括评估世界经济风险和别国尤其是主导国家美国加息减息情况，即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显然，各国在控制通货膨胀过程中尚不存在明显的搭便车行为。一是目前看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悠久的历史声誉、严格责任及其对通货膨胀预期脱锚担心等因素，G10国家尚不存在在别国控制通货膨胀过程中明显搭便车行为；二是作为西方世界“领导型”国家，美国对全球需求和全球通货膨胀控制有主导地位，但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以来的通货膨胀加息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较早加息但对西方其他国家示范效应有限）。而在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成功预测到经济可能从过热转到衰退，降息较早；三是虽然各国不存在加息过程中明显的搭便车行为，但是各国加息时间差别比较大，而降息时间相对集中，也应该有潜在“搭便车企图”。未来，随着通货膨胀世界性因素不断增强（当然如果逆全球化迅速发展可能导致全球因素下降）不排除某些国家出现“搭便车”行为产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经济周期和全球通胀共振在过去四十年里没有出现个别国家明显的通货膨胀套利搭便车行为。但是新冠疫情以来，尤其是俄乌冲突发生后，世界经济出现了碎片化的苗头，一些国家过分强调“供应链安全”，不断调整产业链。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美国2022年8月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以削减通货膨胀为名，确保美国产业安全。但是国际社会如欧盟普遍认为“导致不公平竞争、市场封闭，分裂全球供应链”。过去四十年历史证明，全球经济共振明显，但是由于G10各国对内有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通货膨胀套利并没有出现。因此，主要国家要对世界各国“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有信任，相信各国对如全球通胀等公共物品的责任和担当。

（李永宁系天津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柯茹系天津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